机器翻译要取代作为人的译者了吗兼谈翻译人才(3) - 中国建材科技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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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翻译要取代作为人的译者了吗兼谈翻译人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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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文学翻译之所以魅力无穷，是因为其本身的模糊性、情感性、虚构性、多义性和差异性等特性所决定的，而这些特性又同时说明，这一任务是机器所无法企及的。

1.4 机器翻译在处理实用类文本时仍然离不开人的帮助

近20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国内外先后开发出多个翻译软件，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Trados翻译系统、国内的雅信翻译系统、谷歌翻译工具、金山翻译等等。这些软件具有非常强大的翻译功能，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我们利用这些软件对相关文本进行处理之后，我们必须指定专人最后定稿后方能使用。以目前市场上最为强大的Trados为例，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系统实现多人协作，同时处理海量的翻译文本，但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通过人工进行术语的统一、常用句型及语段的录入及最后的人工审定与排版、打印、装订工作。这一切都离不开人的参与。换句话说，这些翻译工具仅仅是“机器辅助翻译(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起到的是“辅助”的作用，还不能完全地取代作为译者的人。

2 科技与人文的融合是翻译技术发展的必然方向

机器翻译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引发人们“机器是否要取代作为译者的人”的热议，其根源在于人们的一种惯性思维，这种思维将科技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对立起来，认为代表技术进步的机器翻译似乎跟人是完全对立的。

从人类历史来看，这种将二者对立的思想要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的对立。文艺复兴是科学哲学文化开始凸显的时期。此前的欧洲，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基督教神学，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成功及其实际功用导致基督教神学逐渐式微，其形而上的统一性逐渐隐退。在这种背景下，科学更新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提供给人们认识世界的新知识，一种新的科学主义哲学文化开始形成，科学开始承担救世主的角色。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使理论科学与实用科学逐渐分离，使其逐渐蜕变为一种技术和一种实证的艺术。由于作为技术与实证艺术的科学在原则上排斥哲学形而上与终极意义的追问，用胡塞尔(1988：6)的话来说，科学对“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漠然置之，它不关注人生有无意义的问题。这种忽视导致了科学对人的忽视，引发了科学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断裂。

科学与人文的断裂使科学家们迷信技术的力量，认为只要有了科学的进步与技术的革新，人类社会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实现的。科学家们对科学技术普遍地充满了自信，有的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法国科学家施莱贝尔是信息学的权威，他在《世界面临挑战》一书中充分表达了自己对信息科学的自信：“信息学的工艺是改造人类社会的强大因素，社会信息化的使命是取代社会的革命。”(潘培新，1988：178)英国学者M.柯克虽然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但他丝毫看不上社会变革的作用，认为相对于技术变革，社会变革是无足轻重的，只有在技术变革的基础上“才能使人类的生活条件发生进步的演变”(沈双一，2003：101)。更有意思的是，美国科学家H.康恩认为，人类只要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就能建成“人们有充裕闲暇时间的富裕社会”，在这一社会里，人类未来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得以解决。以人类的种族问题为例，这一问题一直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人类，但只要我们使用化学脱色药剂，种族问题不过是一场属于历史的误会！科学家们对科学技术的自信可以说到了一种狂热的程度！因为这种狂热的自信，美国科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其代表作《第三次浪潮》(1980)中断言：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人民的生活由于标准化而千篇一律，而以新的科技革命为主导的第三次浪潮则是人民“实现拥有自由、民主、人道的人性社会的根本力量”。可见, 与人文发生断裂的科学使科学家们充满自信，他们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绝对化，把自然世界对象化、数字化和信息化，而逐渐忽视了人类的人文传统，对人性的解放、人的作用和人的感受漠然无视。他们“往往把人类以外的一切事物看成仅仅是有待加工的原材料”，罗素(2006：7)指出，“这是一种病狂”。

为了修正这一“病狂”，海德格尔等哲学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海氏指出，没有人文关怀的技术进步是“最高意义上的危险”，当下对人类构成威胁的不仅仅来自“有致命作用的技术机械和装置”，真正的威胁来自触动人类的最本质之处，“座驾之统治地位咄咄逼人，说到底，座驾占统治地位之处，便有最高意义上的危险”(海德格尔，1996：946)。海氏此处所说的“座驾”，实际上是指人类过度追求科学理性而导致的工具理性，即人类对科学理性的追逐使人完全失去了自主性，成了被动执行系统命令的存在之物，其结果，人的价值和意义失落了，理性蜕变成一种奴役人的工具。跟海德格尔一样，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思想家也对无所不能的技术及工具理性进行了批驳。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阿多诺指出，科技与工具理性形成了合谋，共同对人类和自然造成了种种压抑，他详细列举了这些压抑及其对人类的危害。与阿多诺的冷静相比，马尔库塞的批驳更加激烈。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由于科技的异化，后工业社会的人类“正逐渐丧失其人性中的否定性与批判精神，成为社会中受到压抑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200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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